□金毅
年关渐近，乡愁渐浓。
今年若不是“疫情”作怪，*府深知生命比乡愁更重要，因此提倡就地过年，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如在往年，此时返乡大*已开始吹响“集结号”，上亿“候鸟”振翅欲飞了。
通往家乡的路，要爬山涉水，也要穿心走肺。
旅途大都漫长，山一程、水一程。这一点，我倒省心，宁波至我的家乡临海，自驾一个半小时，乘高铁四十多分钟，来不及打瞌睡就到了。有一次，眼皮撑不住，还真打了个瞌睡，被一姑娘温柔推醒：“我的座位”。我睁眼看窗外，临海站到了，惊得魂飞魄散，候车的都上车了！来不及道歉，拎起背包兔子般蹿下去，在我的双脚踏上站台的一瞬，高铁滑走了。真悬，现在的高铁不但说走就走，还说到就到，比曹操都快。
高铁理解人，知道你归心似箭，它比箭还快。
以前可没这福分，吃旅途之苦，宁可吃*连。
主要是交通不够发达，单是农民工就数以亿计，天上下刀子也要赶回家，这是传统。人潮汹涌，蔚为壮观，即使把列车挤“爆”，仍然僧多粥少，一票难求。经历过的人，都会感叹：中国咋这么多人呢！还发明了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词：“春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青岛当兵。春节前一周，获准第一次回乡探亲。三年没见亲人面，我激动得心脏都差点跳出汗珠来，一刻都不肯耽搁，哼着跑调的小曲到火车站买票。
当时的青岛火车站颜值很高，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了，是德国人设计的，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钟楼的尖顶威武地插入蓝天，巨大的时钟从年开始走，八十多年没歇过，准确得可以给人对表。
广场上人山人海，候车的人群或站或坐，身边大包小包，最多的是五颜六色的塑料编织袋，都装得鼓鼓囊囊，估计塞满了年货。那时候物流尚不够通畅，物资也不够丰富，旅客往往要兼搬运工。我看见几条“长龙”从购票大厅盘旋而出，尾巴消失在广场的人群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个不祥的预感划过脑际：糟了！
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果然，窗口上方挂着一块小黑板，写着我不愿见到的告示：三天内去上海的火车票全部售罄，包括站票。一位挤在队伍里的中年人，以为我要插队，黑着脸说：俺可是凌晨就来了，排了八个小时，要买票后面排队去。
青岛到上海的绿皮火车，跟太阳一样，每天一趟。买票就像爬泰山，半夜出发，精疲力竭地爬到山巅，还是来迟了一步，太阳已挂在头顶。
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区，班长见我像个残兵败卒，知道出师不利，说：现在买票叫搞票，得找关系，施展浑身解数，把你的十八路神仙都调动起来。我说我一小兵拉子，别说神仙，鬼都没一个。老兵大都老谋深算，肚子里主意多，他与我平日亲如兄弟，因此急我所急，此时一本正经地说：这时候要讲战术，必须按照“普遍撒网、重点突破、三路并进、舍小取大”这十六字方针去办。他进一步解释：“普遍撒网”就是多些找熟人，说不定就有谁老婆的大舅子的姑妈的侄子在火车站工作；“重点突破”是谁的社会关系广就重点盯住谁，死磨硬缠，这种人搞一张票就是舍不舍得搭人情的事；“三路并进”是海陆空立体作战，飞机你坐不起，陆路不行走水路，搞到去上海的船票也行；“舍小取大”是最后一招，实在没法子了才用，到火车站广场找“*牛”买高价票，花钱多，可钱总没有回家重要。
在班长战术思想的指引下，我找了在支队机关工作的老乡、有高干背景的航海长、号称“路路通”的译电员……包括招待所里成天牛皮哄哄吹嘘自己在青岛八大关别墅群中“平趟”的半残老兵。果然，战术得当，旗开得胜，最后，航海长搞到一张三等舱船票，译电员搞到一张火车站票。就如“北京的喜讯传山寨”，激动得我手都打哆嗦。经过衡量，我选择坐船，躺着总比站着强，虽然当兵的不怕站，但从青岛到上海，火车要“咣当”二十六个小时，挺立一天一夜，纵是“小白杨”也会累个够呛。
两天一夜后，我到达上海，扛着大包小包从公平路码头出来。上海的天是蓝蓝的天，可惜不是我的终点站，还得挤公共汽车去火车站，购买发往宁波的火车票。比起青岛，上海不知大了多少圈，人也不知多了多少倍。真不愧是国际大都市，公共汽车上人挨着人，前胸贴后背，像沙丁鱼一样挤得不能动弹。密集型的生存状态，横向扩展空间严重不足，也难怪上海人个个瘦成“闪电”。
那时上海站刚落成，现代化设施在全国独领风骚，也是上海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标志，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广场上霓虹闪烁，崭新明亮，周边高楼林立，显得火车站更加宏伟气派、气度不凡。我只是“春运”中的路人甲，却有幸目睹了上海站的最新风采，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赶紧把行李寄存，跟着买票队伍蠕动到售票窗口。
车站的硬件升级了，但售票员的态度却没有及时更新，与全国各地的服务行业作风保持一致，冷风嗖嗖。我说：“去宁波。”窗口里女声回应：“没有。”语气不是飘出来的，像是丢出来一块石头。“站票也行。”“没有。”又是一块石头。“请问哪里能买到去宁波的票？”我不屈不挠。“下一位。”里边已经不耐烦，直接将我拉黑。以前觉得上海的吴侬软语好听，现在觉得硬得能把人心砸出坑来。
多留无益，我把位置让给了继承者，心里琢磨起班长的十六字诀。可是，本人在大上海举目无亲，搜肠刮肚也没找到和谁有“关系”，“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有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舍小取大”上，干脆冒点险，找“*牛”解决问题。我在广场上蹓跶，寻找那些看上去鬼鬼崇崇的人，可惜我没有经验，更没有便衣警察的眼力，看哪个人都很正常，倒是自己东张西望，不像善类。
看来这一招也不灵，难不成自己要在上海站过年？我不死心，跟寄存处的大姐套近乎，目的是请她支招。在火车站笑迎八方客，就是见多识广，大姐说；真如站好像有卖去宁波的站票，不妨去碰碰运气。
我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与边上几个同样没买到票、又同样眼巴巴地想买到票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起，雇了一辆小皮卡，直奔真如站。
与上海站比，真如站矮小而寒碜，地面上布满水坑，如果不是结着冰，我想蹦出一条泥鳅来都毫不奇怪。可是，这个陈旧破落的小站给我送来了福音，真有去宁波的站票。我简直有些感激涕零，都想不出该如何感谢这个小站。
当夜我就踏上了驶往宁波的火车。车上旅客不算很拥挤，叫卖食品的售货员吆喝吆喝，小推车还能勉强从避让的腿隙中通过。到宁波火车要跑八个小时，大站小站都停，像杭州这样的大站要停十多分钟，好像得让火车把气喘平了，才继续上路。我百无聊赖地站在过道上，站得久了，双腿麻木，便将身体倚在长椅的边角上，无限羡慕地看着坐着的人。无疑，坐着的人是今晚这节车厢的“土豪”。羡慕归羡慕，渴望归渴望，我们只能卫兵一样挺立在他们身边。
到余姚站，我身边坐着的人起身下车，我迅速将身体一滑，顺势占领了空出来的座位。虽然只剩下最后一站地了，可我还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如同肚子饿得紧的时候，残羹冷炙也是美味佳肴。
宁波还不是我的终点站，还要转乘长途汽车到临海，而临海当时不通火车，只有一条国道曲曲弯弯地在崇山峻岭中延伸。不知道为什么，车站的设计师总是不肯把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设计在一起，比如我从宁波火车站出来，又得扛着大包小包挤公交车到汽车东站，艰难地穿过半个市区，好像存心要考验我的体力和意志。
好在回家的意志谁都无比坚强，没有听说谁在回家时半道上打退堂鼓的。到了汽车东站，好家伙，今天都年三十了，返乡“大*”还没有全部到达阵地，目测旅客人数相当于一个团。好在票不紧张，感谢改革开放，长途客运允许个体运营，让我买到了站票。
站在长途车上，我开始倒计时，与火车轮船比，四个小时自然不算长。加上宁波到临海这条路，车辆浩浩荡荡，速度慢得燃不起激情，好在需要翻山越岭，像是在风景区穿行，每一窗都好比是明信片，就当参观摄影展。不过，走在这条漂亮的路上，却也辛苦，盘山路一盘就是半个小时，云里雾里，岭上岭下，不知道是你盘着山，还是山盘着你，反正晕头转向，遇到陡坡，还要被司机呼喝下来推车。
因提前打了电报，居住在城关的表哥到车站接我，他有一辆东风大卡车，跑运输的，今天当我的“专车”。我看他在寒风中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感到非常亲切，长吁一口气，总算到家了！实际上，至此离家尚有六十里余地。表哥问我：累吗？要不找个饭店先吃点东西。我说还是一鼓作气回家吧，父母一定在家里担着心。
年三十的阳光余辉未尽，我迈进了岭下村的家，站在了父母面前，我妈说：“长高了”。我爸说：“好，好！”
吃罢除夕团圆饭，我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准备看春节联欢晚会，可没吸两口，眼皮就撑不住了，烟从嘴里掉了下来，朦朦胧胧中，我觉察到我爸把烟从衣服上捡走，说了句，“都别出声，让他睡吧。”
作者金毅，一介武夫，行走四海，与书为友，与山水作伴。小茶叶煮出好滋味，小话题煮出大境界。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