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原王朝管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方式，土司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湖北恩施的仿古土司城，正是土家族地区土司文化的代表性工程，下面就让我们来扒一扒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前身
羁縻府州制度
始于元代的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制度演变而成。单从字面上理解，“羁”为马络头，意思是用*事和*治手段加以控制，“縻”则为牛靷，意喻着在经济和物质上给予抚慰。
羁縻制度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少数民族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这种制度不仅为后来的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对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秦惠文王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中记载：
“
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以巴氏爵比不更（秦爵位名）
”
为了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君臣之盟，惠文王还与巴人约定“秦犯夷，罚*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这一*策在秦统一中原后延续。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史记.律书》），“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
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
羁縻制度的发展
元朝在唐宋羁縻制的基础上，在西南地区册立土司进行管理。“土司”并不是这些官员的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和普通的地方官相比，土司的特别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职位世袭：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土司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
较大的行*自主权：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如领地官员的任免权，土司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其职务有总理、家*、舍把、旗长、亲将、总兵、寨长等，这些职位一般由本族成员担任。一些土司甚至享有自己地盘内少女的初夜权。
保留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
经济上的朝贡和纳税：土司向皇帝进贡，起初是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土司的进贡由中央相关部门（一般是礼部）负责，鄂西土司的贡品主要是*连、犀角、麝香、茶叶、蜂蜜、骡马等当地的土特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朝贡开始成为一种贸易手段，作为进贡的回赠，朝廷往往会赏赐土司金银、布匹、食盐、绸缎、珠宝等当地的稀缺品，价值远超贡礼。土司与朝廷互通有无，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以加强和朝廷联系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治地位，通俗点说就是既能和皇上做生意又能抱皇上大腿。
对土家族的征税始于宋嘉佑五年，彼时因为远离中原，中央不便管理。故而纳税定额只能在土司归顺的时候自报。直到明代以后中央*府才开始重视对该地区赋税的征收，以此作为增加帝国财*收入和手段和土司臣服的重要标志。
满清入关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土司纳税规范化，除增加征税定额外，每遇闰年还要加税，并规定了各土司的负担数额和为大田千户提供部分粮饷的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措施虽然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控制，但土司为了弥补在缴税中的经济损失，往往加重了对属下民众的掠夺，以锄头钱、烟火钱的名义横征暴敛，使当地少数民族遭受来自*府和土司的双重剥削。
职级升降也是中央控制土司的重要措施，在各土司的职位确定后，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考核，根据表现升官或贬黜。评判依据大多与战事有关，如容美土司因帮明朝*府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提升为宣慰使，其麾下椒山、五峰、石梁、水浕四长官升安抚使。唐崖宣慰使明初随大将廖永忠伐蜀时兵败被贬为安抚使，后又再贬为长官。
土司职位的承袭也要符合朝廷的要求，明代规定土司继位年龄不能低于十八岁（清代改为十五岁），否则不能承袭职位。明孝宗时又规定土司官员子弟中，凡要承袭职位者必须入学，没上过学不能当官，此后鄂西土司纷纷办学设馆，请汉族老师任教，并派子弟到内地求学。这在客观上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权的合法性。新王朝给归顺的土司下发金、银、铜牌，铜印、号纸等凭据，表示该土司已经成为新帝国的边疆官员。
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明建国后，帝国*府在加强对土司辖区行*干预的同时，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的覆灭
清康熙六十一年，经过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骨肉相残，雍正皇帝终于在九龙夺嫡的皇位竞争中胜出，成为了清帝国的新主人。成功夺得皇位后，这位权力欲望强盛的专制君主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个人集权的铁腕改革，让皇帝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而处于西南边陲的土司官员，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雍正皇帝的改革对象。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这让早已在中原站稳脚跟的清王朝愈发不能容忍。雍正四年，皇帝的亲信，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陈述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具体方针，并请求雍正帝立刻推行。
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
改土归流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尤以乌蒙土知府禄万锤，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声势最大（雍正五年被清廷平息）。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为统一改土归流事宜的管理，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在广西地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革。雍正五年，清廷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划归贵州统辖。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
雍正十三年，在上层土司残余的鼓动下，贵州古州，台拱苗民发动叛乱，至乾隆帝即位后才被平定。民众的激烈反抗让清*府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