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书香
前言话辽
三年不敢犯辽西最怕登州袁可立
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记载”（袁可立）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而清以后所有国内藏本均删除此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顺治本《睢州志》载袁可立所撰《睢阳人物志序》，而清“文字狱”后国内地方志均不见收袁文只言片语。清国史总纂官恽毓鼎就本朝“文字狱”对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可立的封杀在《澄斋日记》里记载道：“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而使后金望风而退的辽南之战就是由明臣袁可立所发动，故此被封杀几百年。辽南之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袁可立出镇登莱后，势如破竹攻城掠地的所谓后金铁骑戛然而止，历战多败，退出南三卫而蜷缩一隅，而在袁可立离任以后，后金立马又恢复西进南下之攻掠势焰。
袁可立收复辽南之战，是明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组织东江和登莱两镇总兵毛文龙、沈有容及大将张盘等对后金占领的辽东地区南四卫实施的疆土收复系列战争，也是满清刻意封杀的明金对峙史上明方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正面战争。
自明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十万明军覆没，天启元年后金军攻陷沈阳明兵死伤七万，辽阳沦陷致金、复、海、盖辽南四卫继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为敌有。
这是大明自开国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危机。当此危难之时，帝师袁可立被年轻的天启帝寄予厚望，派往登莱从海路收拾残局，朝廷的本意是让袁可立去做牵制减轻山海关的压力，但袁可立上任后却把收复辽南疆土甚至恢复全辽作为战略目标，辽南战争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战场。此时的大明对后金在陆路已无局可布，惟袁可立水师异军突起杀开一条血路，连收失地，后金军三年不敢窥辽西。
是篇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吸收了上海复旦大学赵亚军博士、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颜晓军博士及南京艺术学院刘春教授、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柏红、河南睢县县志办罗杰性编审等国内研究袁可立父子的专家学者相关成果和研究路径，兹并谢。
资料集取
本篇鉴于是关于袁可立军收复辽南战事的考证性文章，且袁可立这个历史人物屡遭满清“文字狱”长期封杀，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偏重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展示和引用，有些出处不同内容类同的资料也尽行收录，以备来者选取考稽，补相关资料之阙略。加上牵涉资料文献较多，引申论证起来恐篇幅太长不胜其烦，所以此篇多处章节仅以展示文献为主，以做抛砖引玉之概。
由于满清“文字狱”对袁可立的全面封杀，辽南战事只能从孙承宗、王在晋等相关明人的著作及档案资料中爬梳提取，而诸史又各有偏颇，即袁可立所历战事，各史料在叙事过程中也被分散和移花接木。同一事件，茅元仪《督师纪略》未写及孙承宗绕过登抚直接指挥沈有容，而未经战阵的钱谦益在《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中却用春秋笔法直接写成“移檄登帅沈有容”而把袁可立绕开，这些内容都涉及到辽东战事的细枝末节，或囿于作者角度和强调不同难免偏颇，笔者在编写时对照参考了第三方资料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就发现作者钱谦益事无巨细一概用春秋笔法将事件发生记入孙督师名下，难免让后人对历史产生误判误读。类似记载尚有很多，凡此都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研判史料小心求证。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事件中人物角色的转换，当时孙枢辅主理关上辽河以西，活动范围相当于袁可立辽南战区面积十分之一左右，集中在辽西走廊狭长地带区域内，且袁可立任事期间孙督师也从未到达过辽河以东的辽南地区，辽南战事并非孙督师所亲历，仅有的一次辽河以东试水之战还发生在袁可立离职以后，就是导致孙督师离职的柳河之役。
虽然辽南战争总略事关孙承宗、袁可立、王在晋、毕自严、毛文龙、沈有容、张盘等人，但各自所起作用和责任偏重是不同的。辽南战事以袁可立为总指挥亲临亲历直接赞理，毛文龙和沈有容是两个战区指挥官，而张盘在后期已跃然成为胆略过人的卓越战略名将，接受袁可立直接“授策”指挥为多，所以即使同一事件的描述，其在各自谱主的传记文章中往往叙事有所偏颇，今人在考证历史事件时要加以区分主次作用和角色转换。至于各角色功罪和责任比例层次区分，本篇资料篇幅牵及有限，难以尽述和准确定性。但从孙承宗和袁可立羽书旁午的内容痕迹来看，孙承宗哪怕是调动袁可立辖区内的任何一普通将员差遣，都是和袁可立反复商讨交流意见的。如“袁进等有欲，弟（孙承宗）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从此文内容不难看出，以弟自称的孙承宗欲从袁可立处借调袁进，商讨之情言语甚恭，不大可能会发生钱谦益所谓的辽南战事事无巨细全由孙承宗越俎代庖越过袁可立亲自操作的情况。
袁可立像
尽管袁可立统筹下的明军辽南收复战的具体地域边缘和细节得失囿于历史文献的缺失给研究本身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轮廓是清晰的，那就是在天启二年到天启四年之间，袁可立领导下的毛文龙东江战区和沈有容登莱战区，实际占有和纵横驰骋的战区范围和区域比集举国之力投入巨资布局的辽西走廊面积要大得多，约略其十倍面积大小。而这三年间，袁可立以惊人的战略和战术韬略彻底改变了明金交战以来明方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改写了熊廷弼、王化贞辽沈和广宁战役败退以来全辽沦陷于后金的疆域版图，将后金侵略占有的大部分辽南要地或收回或实现敌与我共有的积极战略态势，尤其是对辽南复州、永宁到金州、旅顺间的数百里粮仓沃土的收复，更是加重了后金战略物资的短缺和危机，是对后金启衅以来最沉重的军事打击。
袁可立的战略攻势使后金在天启二年到四年三年的时间里蜷缩一隅，不敢西顾跨越河西一步，成为明金战争有史以来对后金打击最大的战略反攻期。“努尔哈赤并非等闲之辈，自从起兵以来，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由辽河以东向山海关前进，接连夺得抚顺、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等辽东大部分地区。然而，（后金）自从天启二年春攻克广宁后，在袁可立莅任后的四年时间里没能向既定目标前进一步。”这其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清朝建国后一直讳莫如深的袁可立就任登莱巡抚后所实施的辽南之战对后金进行了空前的打击和挫败。
天启四年以后，袁可立被迫离任登莱，沈有容也决然随袁可立离职，不久后最有战力的大将张盘因缺乏有效后援和调度遭受重围力战而死，又不久孙承宗的关宁军也发生了首次试兵失败的柳河之役而导致孙督师直接离职，再之后就是后金军大举西进南下进攻关宁，再无后顾之忧。随后毛文龙被杀，登莱防务崩溃，后金军南下长驱直入逼近京师，战略重心从辽南转移到关宁，给大明王朝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和负面情绪，明金对峙形势再次转为明方被动挨打和节节败退，大明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败局，直至明亡都没有被扭转。纵览辽战全局，袁可立离职后的败局就是明金交战胜败的关键变盘节点。同年言官挟私结伙攻讦导致袁可立下台，最终葬送大明王朝。
袁可立作为杰出的辽战将领，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攻代守，敢战主战和反对议和，奇兵攻袭，韬略胜敌一筹，所以能从辽南最南端的旅顺、金州一线越过复州和永宁直至把建奴逼退出盖州，而在袁可立的大力支持下总兵毛文龙攻击的最远部位直逼后金原住老巢一带，把既往明军战略奔溃和退却的颓势状态彻底转化为战略进攻和对峙，这是袁可立主战思想的成果。只可惜袁可立以后的将官防守尚且吃力，少有主攻敢战者，在被动防御战中被后金消耗蚕食殆尽，袁可立去职后的一连串败局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件背景
“明军每战必败，丧军失地，不得已退据辽河以西。明熹宗天启元年（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大军先后攻占了沈阳，辽阳等地，明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楼自缢。后金军占据沈阳、辽阳之后，以咄咄逼人之势屯兵河东以图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说：当时形势已是’弃全辽而无局‘。不久，后金军又分兵夺取了镇江（今丹东）、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使后金军威大振。随后后金以明朝叛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真分别统领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并命周永祚防海上，此时辽河之东尽为后金占有。当辽阳沦陷时，大量辽东难民纷纷向辽河以西逃走，当时仅从鸭绿江逃入朝鲜境内避难者就达到几万人。当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举朝震惊。”
河南睢县袁可立别业旧居袁家山在明末诸多辽战将领里，很多损兵折将丧地失土的悲剧将官都在后来清朝《明史》里留下佳传，更有不少军事将领留有著作，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孙承宗《高阳集》，熊廷弼《按辽疏稿》，陶朗先《陶中丞遗集》，毕自严《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等，而以主战著称收复大明辽南疆土给后金带来重创的袁可立却因为被重点针对性封杀而没有传留下来文集疏稿，甚至在死后一百多年的行状传记仍在遭到满清“文字狱”封杀，直到清末光绪十七年屹立在其家乡睢州的“袁尚书大石坊”还被地方官府“用强硬手段拆去，尚书后人上控数年”。古人云：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那场亡国灭族征服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继续，所以历史是模糊的，被精心雕饰过。
若从战绩来看，明清战争史版图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就是袁可立节镇抚辽时期的辽南战争。自后金对明发起侵略战争，仅北京明朝前后二十多年，后金长驱直入吊打明军，丧地失城成为常态，能勉强守住讯地就被称为“大捷”。而在袁可立守疆期间，开疆复土主动出击叫战，努尔哈赤偃旗息鼓蜷缩一隅，三年不敢跨越辽西一步。而后来的清修《明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记述被后金围困吊打时期的明方悲情战事，而对和袁可立对阵三年期间的战事蜷伏期则讳言忌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对明方一些丧地失城的罪臣凡将在《明史》中列佳传予长篇大论，寓黑明于褒人纪事，而对袁可立这段策反老奴女婿吊打后金的历史直接封杀形成一段奇怪的历史空白。究其原因，是袁可立策反后金女婿刘兴祚，收复后金赖以生存的沃土辽南四卫其三，是后金所有战事中败绩迭出的梦魇时代，打破了所谓后金百战百胜的“战神”牛皮神话。自袁可立去职，大将张盘战死，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总兵毛文龙被杀，清军再无后顾之忧直逼京师。
客观还原明金战争，天启小皇帝虽算不上雄才大略，但在任期间至少能竭尽全力维持战局并逐步向好。从战争结果看，明清战争起衅于万历，终结于南明，天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任皇帝了，相当于物理学上的由自由落体运动变为向上爬升斜向摆动，袁可立经营辽南呈现几欲恢复全辽之势。
天启当皇帝的七年可算是多灾多难，虽说发生在天启之初，但其实都是他爷爷万历时留下的旧伤，关外战局崩溃，徐鸿儒山东造反，西南奢安之乱，没有一个不是要命的大事。万历三大征是一个个进行的，虽然看起来首尾衔接，但都留出了喘息的时间，但天启的三场战争是同时进行的，迎接他的是辽东一群被打成惊弓之鸟的残兵败将，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在后来的几百年间，东林文人先入为主的曲笔误导，为掩饰自己党争误国的责任，好像什么都是天启和魏忠贤的错，然从大量残存明代文献看，历史大非其然。
纵观明金之战，明方几乎未有一个战例是直接对垒交战而败的。萨尔浒大军为后金设计各个击破，辽阳、广宁为后金納降献城。唯一对后金先发制人敢战能胜的袁可立最后还是被自己人连疏弹劾去职搞掉，后金的天敌将领毛文龙更是直接被自己人同室操戈设计干掉，金人大喜“置酒高会”挥师北京城下。
天启二年，小皇帝迅速启用两位帝师赴疆，孙承宗驻关，袁可立防海收复辽南失地，急剧恶化的辽东战局很快得以修复，明金战争的强弱对比也从这时起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重新向明方倾斜，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袁可立的陆运水输战舰列阵面前化为泡影。
重回明末辽战全局可以看出，袁可立水师在辽南的异军突起，对稳定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当时明金最艰难的战略对峙都集中在袁可立的辽南，在袁可立卸任时，整个战局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正在逐步向好。袁可立以攻代守，后金蜷缩三年，急速进入下坡路时期，而孙承宗也赢得了难得的筑城墙修堡垒时间。在袁可立离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后金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反扑完成了攻陷旅顺斩杀张盘、迁都沈阳及挫败孙承宗的柳河之役，扫除了进攻辽西的全部障碍。以至于后来建奴大肆西进南下进攻宁远和兵掠京师，都是在袁可立离任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若从组织战争处理边事能力和用人组合拳来看，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总体上还是天启皇帝做的好。至于后来东林党大量混入清朝后，为了美化粉饰自己的党争行为给明朝带来的劫难，百般污称天启皇帝为大字不识的“木匠”，与历史真相是有很大出入的。
辽南之战
经过满清“文字狱”对历史文献的封杀毁劫，不管怎样搜寻和爬梳，几百年后的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都是些不连贯的只言片语，只能勉为其难对当年那场腥风血雨的辽南厮杀大概勾勒一个事件轮廓，以补清修《明史》关于这一段的空白。
辽南收复战扭转辽战全局
袁可立莅任登莱后，就开始谋划从海路主动对后金发起收复辽南的自卫反击战。
袁可立节制两镇兵马，联络诸岛，策反降将，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膏腴之地失而复得。他把防御线由登莱皇城岛一线向北推进到后金所占领的南四卫北端腹地，大大向前推进了军事布置。辽南三卫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
明天启年间三方布置示意图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事实上已经完全颠覆突破了明廷原来构想的“三防布置”的基础和框架，重新形成了一个由旅顺、东江和关宁组成的新三方布置图，等于是在辽海一线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广鹿、皮岛、宽叆等地连成一条弧线，令明朝两千里海疆及辽南三卫腹地重新得到巩固，对后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包围圈，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及其内陆腹地的军事威胁，粉碎了后金对辽西山海关一带的用兵图谋，使后金三年间不敢窥视觊觎辽西，彻底改变了辽战以来明军被动挨打的疲弱局面，同时也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登抚也在刘兴祚反正以及朝鲜政变等重大事件上与关门互通声息，逐步形成了登莱与山海关遥相呼应的局面。经过一番筹划，袁可立对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战略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向明廷提出了复辽策略:‘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三卫既复，戎政有经，以军实报司马门。”
登莱巡抚原本为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发大兵出海后，加上策反刘兴祚发起的未遂政变，在两镇兵力配合下，不但收回了南四卫之三，而且罕见地向前推进数百里，而毛部更是远袭千里，这实际上已经是将登莱战区以外的辽南三卫变成了紧邻后金腹地的一个前沿根据地，这在明金交战史上是绝无仅有明军大规模收复失地的胜绩。
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袁可立不同于明末其他辽战将领之处就在于，当时多数将领要么丧师失城，要么弃地而归，如熊廷弼、王化贞等；或殒身阵前，如袁应泰等。能勉强守住讯地即称大捷，如袁崇焕等。而袁可立却是深入奴酋腹地主动出击叫战，奴酋被袁可立逼出南三卫，三年蜷伏一隅，不敢窥视辽西。
袁可立未出之时，金人陷沈阳陷辽阳又陷广宁，京师戒严，朝野震动。袁可立出镇后，修战舰练强兵联诸岛收辽南，策反降将，主动出击，退敌于千里之外。狡虏蜷伏一隅，三年不敢越辽西。上兵伐谋，良将不战。袁可立之战，贵在主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而以战止战。舳舻列阵，奴酋胆寒。
袁可立去职，张盘死柳河败，阁老不能持辽局。金人无惧，劳师袭远，西进如入无人之境，掠觉华攻宁远，玩“议和”断邦交，弄明师于股掌之上。文龙死登莱溃朝鲜又残，自此明国再无完瓯。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别，高下立见。人夺可立天夺大明。惜哉！
由于种种原因，孙阁老积数年之力打造的关宁大反攻未尝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后来的关宁军在孙阁老离职后的数年间坐困耗资拖垮大明财政，又总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袁可立的登莱战区竟成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推进到敌占区内主动出击叫战收复失地的正面战场，只是由于满清建国后对袁可立的长期封杀使那段历史过于模糊，形成了史家研究的弱项和空白。传统的明清战争史把袁可立离任后明军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事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明军的莫大讽刺。提及明金战争，要么就是萨尔浒和辽沈之战，要么就是宁远和松锦之战，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天启年间还有一个明军势如破竹收疆复土的辽南之战。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收复失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后金老酋努尔哈赤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袁可立“精骑射剑术，以故治兵兵练，治赋赋理，较士士服。”
民族英雄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
“弹压登莱非公不可”
辽阳失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沦入敌手，后金占领全部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山东登莱遂成与后金占领的辽南四卫一水相隔的前沿，成为辽海前线新的后勤转输和反攻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因涉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举世惊慌，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谓但得守关门半年，便成良将，便有不次之擢。”（《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整个朝廷笼罩在一片悲观氛围中，新任经略王再晋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15）这时候形势的严重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危险边缘。
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袁可立和孙承宗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若按身份说，孙承宗是德高望重的职业帝师，袁可立是左通政代通政使的侍班经筵帝师，做个通俗的类比来讲就是相当于孙承宗是班主任帝师，袁可立是一般任课顾问帝师，陪讲陪读并不时之问，实际上袁可立侍筵时期的天启初年已经开启了即筵听政问政的民主曙光，把讲筵与朝政大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当年作为包括皇帝朱由校和宰相叶向高在内的二十人大明最核心的班子成员一起作为殿试的领导阶层参与了天启二年的天子门生大比考试，这种待遇和身份在明清时代的官员任职履历史上十分显赫，不但为日后门生故吏布下种子，也使年轻的天启帝发现了袁可立厚积薄发的德才，君臣之谊日隆。将两位贴身帝师几乎同时外放赴边，可见天启帝为明金战争是下了血本的。
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明熹宗实录》）“上并才冏卿，使持节视师海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公受上眷知亦深矣“（《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登州府志·明代登莱巡抚袁可立带着从家乡睢州募集到的兵勇携夫人拜命就道。他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步步向北推进防御线，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袁可立最有作为，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也是同时被祭祀在江南苏州府名宦祠中的著名清官廉吏。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十二月二十五日，赐三世诰命，诰封三代。
袁可立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入祭登州府名宦祠的
清顺治十七年《登州府志·袁可立小传》“袁可立，睢州人，登莱防抚，时莲妖在西，海寇在北，高丽擅废，征调烦兴，所在惊皇。公筹画镇定之，登人安堵，升兵部侍郎转尚书。”
枢辅孙承宗评价：“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天启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袁可立经营登莱三载，“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创立东江镇组建水师陆战队
毛文龙是袁可立辽南明军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毛文龙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成为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升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升为都司。天启元年（年）五月二十日，王化贞派遣毛文龙率一百九十七名士兵渡海进占猪岛、海洋岛等，辽民纷纷归附。七月十四日收复镇江，擒杀后金游击佟养真等。随后毛文龙在后金强大攻势下再次败走朝鲜。“女真乘其无备，以纩骑四万袭之，镇江复陷，文龙走朝鲜。“
天启元年七月（）镇江之役后，毛文龙逃到朝鲜义州。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统兵五千暗渡镇江，乘夜进入朝鲜，斩毛文龙刘姓游击及兵一千五百余人，毛文龙仅以身免（《满洲实录》卷七）。十二月十五日，阿敏、李永芳率兵数千骑，暗渡义州，袭击毛文龙于宣川、林畔地方。“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人未及报知，贼兵如飙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仅免”，“贼乱砍文龙手下之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宣川、林畔之役以后，朝鲜怕后金入侵朝鲜，使劝毛文龙退入海岛。
钱谦益《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毛文龙初得旅顺，直金州之尾，为四卫南口，而奴已震动矣。文龙不能守旅顺，遂栖弥串岛，声言自宽度牛毛岭，捣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险千里，非地利也。”
毛文龙的重大转机是遇到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在袁可立的力挺下，天启二年“六月（初三）丁卯，铸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六月初四日戊辰，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八月，毛文龙陈海上进兵与请饷疏说：“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请饷三十万，登、津挑选辽丁二万，再募浙江精于火器者一万东援，分驻于各岛，以便首尾夹攻。”（《明熹宗实录》卷20）
袁可立对毛文龙“奇其胆智”，欣赏有加，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在袁可立的提携下连续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天启三年二月丁丑（十七日），赐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职衔。”天启二年(年)六月，”正式开镇东江，所部驻扎的东江诸岛归登莱巡抚辖制，登抚麾下又得一支劲旅。“
袁可立到任登莱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艰危，后金不仅已经稳稳占据整个辽东，连辽东半岛沿海岛屿也已占据，只剩毛文龙在东江的皮岛一隅像游丝一样赖朝鲜苦苦支撑着。明廷本欲袁可立出镇的目的是配合关宁一线做好敌后袭扰和牵制，可上任后的袁可立却有着更大的雄心，变被动为主动，锐意把前几任辽东将领所造成的败局尽一己之力竭力挽回，在财力和兵员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藉此恢复明朝已经被后金夺取的沿海岛屿和辽南四卫，并将登莱地区打造成辽东前线的练兵和反攻基地，为日后与关宁配合共同收复全辽做准备。
袁可立接手登莱时，可以支持跨海作战的大船少的可怜，多是些运输粮食的中小船只。当年痛击日本的大型福船、广船，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全部被败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一大帮不懂军事“重山海轻沿海”斤斤计较饶舌党争的短视文臣和捉襟见肘的饥荒财政，注定了袁可立日后的惨淡经营和不平凡经历，成事遭妒嫉，败绩遭踩踏。袁可立明白，企图通过花费巨资守卫山海来护佑京师不过是一种短视和权宜之计，唯有彻底铲除后金这块毒瘤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这也是袁可立不愿意与后金议和自欺欺人的根本原因。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熊、王广宁溃败后，大约有辽东水师退到了属国朝鲜境内，参将毛文龙就成了这些辽兵中官职最高的将领。袁可立迅速从内地调兵遣将转运物资，“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重新整合组建大明水师。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二年七月（初七），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其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毕自严、袁可立）速为料理”。（袁可立）“造艅艎为海防”，短期内修造大量战舰和先进火炮。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庚申……署兵部事侍郎张经世奏，原议以御史游士任所募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奉旨屡矣，游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馀员名渡海策应，馀七千馀员名具调赴邹、滕合剿妖贼。……得旨，游士任募到淮兵，著遵旨督发渡海，不得以赴兖剿贼致悞，接应尔部。仍行山东登莱巡抚官（袁可立）调度督催。”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七》：“(天启二年十月)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题：今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王绍勋等船兵未及三千，皆柔脆无用之水卒，自立且难何以庇民？”可见毛文龙在袁可立扶植之前兵力是非常疲弱的。
关于登莱的兵员人数，钱谦益在《初学集卷五十三·墓志铭（四）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如是记载道：“公曰：’登城斗大，聚卒四万，月费一万五千余金，军无见粮，嚣呼间作。‘”这个记载应该是袁可立到任登莱前夕的数字，确否待考。不过作者钱谦益为了粉饰题主，竟然无视后来登莱“大兵出海，奴酋胆寒”恢复辽南三卫的基本事实，信口写出“迄于今二十年，登、莱之舟师，未闻以一苇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验”的谎话，可看出钱谦益作为东林文人文辞诗赋确实妙笔生花，但写史记事却与事实相差甚远，简直如痴人说梦。要知道登莱水师在辽南的很多恶仗都是发生在隆冬季节，军人以敌情和命令为天职，不大可能考虑“水太凉”与否。
登抚设立后，兵部将“山东添兵五万尽付登莱”。登莱一度”兵至三万余人……马至两千余匹……船至一千三百五十余只“。
袁可立到任后，在原有水军的基础上，继续收编不肯降金的逃难辽民，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在所不靳。招募训练水师，淘汰老弱，造战船，备火器，使登莱水师迅速具备强大战力。约从内地调集了名兵员，加上陆运水输的战略物资，于天启二年冬正式组建东江镇。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二》：“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威海等处俱系紧关冲要（成山头地处半岛最东端，三面临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邓世昌曾殉国于此，威海之名从此兴），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一定边饷，谓登莱水陆分防以二万兵为额，每兵月饷一两五钱，岁计费饷银三十六万，马料操赏修船诸费不下数万，新饷四十万留用尚存见少。又请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严诘辽人之渡海。疏下该部。”据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塘报”……本年三月,准莱登巡抚袁可立手本…,…一在登饷分给二十万”。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巳,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袁可立）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疋、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谢恩。”
东江镇所辖云从、须弥、獐子、石城、长山、广鹿诸岛，均位于辽东半岛的东南海域中。袁可立莅任后，东江镇防区面积迅速扩大，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的心腹大患。
“东江军镇凭借山险谷深，前埋后伏，成为屹立在后金后方的坚固堡垒。毛文龙领导的东江军民时时对后金进行骚扰，牵制后金军力，使得后金无法长期有效地对辽西和大明本土进行进攻，即使有所进攻也被迫在短时间内撤走。”
“天启三年(年)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对明朝忘恩背德为由发动政变，废黜光海君，史称‘仁祖反正’或‘癸亥靖社’。政变后，李倧一面向明朝通报情况，一面遣使明朝为自己请封，明廷遂令袁可立负责行查朝鲜。袁可立认为可借请封之机争取朝鲜的军事援助，共同对抗后金，此亦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袁可立在行查朝鲜之后，便建议明廷应趁机令朝鲜出兵，’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得到明朝首肯。‘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而朝鲜也积极向袁可立示好，称愿听从登抚号令出兵助效。很快朝鲜取得了明廷的允封，之后袁可立与孙承宗商议将册封朝鲜之功送与毛文龙，‘此当令毛将军做人情，便可停妥’。经过册封朝鲜一事，东江得到了朝鲜的援助，在其粮饷不济时，朝鲜不时予以接济，在‘三方布置’战略中开始发挥实际效用。“
贺六浑《如何正确地认识毛文龙的是非功过？》：“毛文龙的东江镇其军队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其一，是天启元年追随毛文龙规取镇江的广宁从征家丁，共有二百人，是为东江镇的骨干；其二，是明廷调援的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营的南兵，名义上是八千南兵（《輶轩纪事》），事实上有过半的士兵是由辽兵选补，天启六年巡阅皮岛的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称‘南兵出海时，名虽数千，至岛己不及半，帅臣虑其虚弱，仍以辽人补之，何取南兵名色，宜去姑存之虚名’，这是东江镇的水兵部队；其三，为辽兵，或者说北兵，是毛文龙从归附的辽民中挑选精壮者作兵，这是东江镇的主力部队，由于销甲器械的不足，这部分士兵数量虽是最多，但战斗力参差不齐。此外还有投岛归降的女真士兵，但人数较少。
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到朝鲜，所见毛文龙新旧辽兵号称四千，且多赤手空拳之辈。登抚派王绍勋兵不到三千，至天启三年七月，明工科给事中报称毛文龙海上兵二万（《明熹宗实录》卷22、31）。“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不断从辽民中选拔精壮青年入伍，使得军队不断的壮大。天启三年，官兵人数达到余名，每名每月给米5斗，每年给布6匹；天启四年，官兵人数为余名，南兵人数为名，其中南兵每月每人一两五钱。因为归附辽民越来越多，官兵增至15余名。天启六年，‘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使得兵员减至名；天启七年，‘奸丽勾奴猝犯。三月尽，边粮米方至，而饿死战死者枕藉道路矣。’官兵减至11万余名；崇祯元年四月，饷臣黄中色来皮岛核查兵数，只以皮岛各营余名精壮者上报。对此毛文龙上疏抗辩：‘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其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官兵，理宜逐项详查，统核全数报部。今饷臣虑饥兵索饷聚哗，遂飘然谢去，不肯竟查阅之局，厥职之谓何矣？盖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
这里要提一点，东江可战之兵大概在两到三万，崇祯初，东江镇的兵额只有四万二千余名，先汰为三万六千，再汰为二万八千（后袁崇焕又汰为一万八千）。在这二万八千的精壮兵丁中，有一半是无家室的单丁，有一半是有家室的，以五口之家的比例计，老幼妇孺应有五万六千人，合计兵丁及家口就有八万四千人。再加上散居各岛，从事商业、农耕的辽民有九万人左右，合计东江镇军民就有十七万四千人左右，其中兵二万八千，民十四万六千，崇祯元年，毛文龙就称有辽兵十四万二千余名，这便是把军民合计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实收粮饷：天启五年收米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余，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余；天启六年收米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余，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余；天启七年，收米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余，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余；崇祯元年，收米二十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九石余，银二十三万五千二百两（其中六万一千二百两为二年春发）。平均每年毛文龙可以得到明廷接济米十九万六千三百零八石余，银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余。如果这个数字与四万二千兵的实际军需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每年尚亏米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二石，银则多出二十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两。
毛文龙为养活辽民，采取了以兵饱召买商货的做法，用商货向朝鲜贸取粮米，优先补军，次则济民。王梦尹称“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时，其支给也有限，而与商人及朝鲜贸易，统赖饱银，是辽人之存活全赖内地之转输也。“岛中田少，不能取给于耕，民必依兵以立，无兵则饱不至，而商米不来”。
“东江镇的设置对于明朝辽东战场形势的扭转作用实在巨大。后金起兵之初，势如破竹，连续攻下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池，突破了明朝在辽东设置的后防线。东江镇设立后，……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毛文龙旧部几大将领的纷纷投金，为后金带来了大量火炮和百余艘战船。后金利用这些军资成功攻占旅顺，切断了登莱与东江的联系。在后金围攻东江时明朝不能给予及时的救援，最终后金成功攻取东江镇，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东江镇的灭亡意味着明朝辽东的全部丧失，后金可以全力倾注于宁锦战场，并乘机挥军长驱入关，围逼京城。东江镇的沦陷使得明朝辽东沿海防线彻底崩溃，自此以后后金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明朝展开战略决战，并最终使王朝更替成为现实。”直到崇祯二年发生“己巳之变”，这次的京城之战，后金军虽然战略性战败而回，但对明朝来说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让明朝君臣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也意识到了毛文龙和东江镇的牵制作用是有多大，可惜为时已晚。”可见东江镇的作用不但对于登莱和辽南，就是对辽战全局也是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
节制两镇兵马登兵与岛帅联兵相应
登莱和东江是袁可立属下的两个总兵镇，且登莱镇早于东江镇，是明朝的正规军水师班底，在袁可立的辽南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只是由于后来的史料多纠缠于双岛斩帅事件的是是非非，有意无意地对登莱镇的情况进行忽略。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在其论文《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中指出：“登抚袁可立进一步以旅顺为界点划分了登莱与东江的防区，其以登莱镇为收复辽南半岛的主力，东江则主要负责策应与牵制，亦即海上之师以登莱为正兵，东江为奇兵。在袁可立的筹划中，登莱、东江两镇在战时应勠力同心，相互支援、合力对敌。”且“袁可立的登莱主战、东江牵制之策略”已经获得明廷认可和支持。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赍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险如夷善泅惯斗者，于是擒伪官、收伪示、夺伪牌、破贼船、掳贼马、获贼械，救回浮海人民无算，贼不敢左足而窥登莱，不敢踞海州以兴造作，且不敢长驱以渡三岔、逼广宁而觑山海，惧登兵之袭其后也，登兵正劲。”
袁可立到任之初，登莱地区客兵云集，旧兵、客兵、辽兵以及避难登莱的辽民相杂处，兵民杂处不仅滋扰地方，而且官兵之战力也堪忧。袁可立为扩大战力和整肃军纪，以辽人守辽土，“立日射之法，汰一客兵补一土著，不半岁土著充任者众，而思归远戍十不存一，纪律肃然”。袁可立以土兵充营伍，在降低兵士逃亡率稳定登莱军心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页》：“留沈有容，着拣选水兵。更移令天津抚臣李邦华，登莱抚臣袁可立各多备水陆诸兵”。
袁可立赞理征东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兵部最后的底线就是“驾驭毛镇者登抚也......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袁可立运筹帷幄，总兵毛文龙、沈有容和大将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千余里。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七）上○壬辰，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言：……登镇总兵官沈有容见驻双岛，该岛距金州七十里，距旅顺二十里，而更分兵驻南北两汛及汶闷中岛。……有容驻此尽可图进取大势，第登镇繇南卫为中路，当以广鹿、长山为驻师之地。有容初驻广鹿，其岛原金州管辖，后总兵毛文龙遣张继善招练岛兵于黄鹿，有容随移驻双岛。然据文龙之报，张盘入金州责登兵为守，而毛文俊议守金州亦拉有容为援，则金州似当责成登镇，而广鹿便当为登镇驻兵之地，或文龙繇东及西照顾不难，则并以金州责成文龙。而登镇不妨驻双岛，两镇汛地分明，则贼所入犯可以责其守，我所入剿可以责其进。每见文龙报与贼接战多在东江一路，而张盘入金于既弃之后竟不能守，则地当有专责，力不宜过分。……，而相呼相应又不妨联二为一，此当急责登抚（袁可立）行两镇酌量定之。”
袁可立一改前任巡抚陶朗先对毛文龙的掣肘和刁难，大力支持和扶植毛文龙的东江镇。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壬戌七月至八月止》页：“（天启二年七月——八月）今登莱新抚（袁可立）莅任，正改观易听之时。…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其刘国缙所练之辽兵，可发檄令渡海以合辽民。俾奴酋见之有登、鲜合击之状，遐迩并进之形，则诸岛未降之民，可成联属，奴虽强有不自顾其巢穴者乎。”
《国榷·卷八十六》/《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上疏朝廷:“旅顺以西，则去平岛最远，恐东镇鞭长难及也。今拟严正中等兵住旅顺、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三:“天启五年九月辛亥，驻劄之所为界，东属东镇令专管镇江一路以窥辽阳，西属西镇令专管旅顺一路以窥海盖，一切调度方略推用选补悉秉成于节制之臣（袁可立），仍再设监督道臣一员，不时查点钱粮稽核功罪。”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移檄登帅沈有容，使据广鹿，旁近洲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觉华兵图四卫之北。”“鹿岛兵二万袭金、复，捣奴胸胁，东江兵二万袭镇江、九连城，捣奴脾脐。部署已大定。”不过袁可立在任期间，觉华兵始终未见一用，直到袁可立离任后被挫败于三年始一试的柳河之役。
袁可立对辽南要地分兵布守，令大将张盘以旅顺、金州为中心纵横捭阖，总兵沈有容主守旅顺一路，且声援接应各岛，与毛文龙两方对进，声息相通，在辽海与南卫要塞之间联兵奇袭痛击后金军。“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当□□丧失之后，布兵沿海□□□□（按《节寰袁公墓志铭》：长山、旅顺）之间，布帆草筏出没不常。公（袁可立）筹度□□（按《墓志铭》为“皇城”），虽为□，而皇城实海洋之要冲，登莱之门户也。乃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领兵三千，严加训练。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
朝鲜人所见登州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全盛期。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启三年六月（初四）癸亥，……海上舟师固为牵制亦备捣，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八：“天启三年九月（二十）丁未，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张凤翼言，臣八月出关，繇前屯以抵宁远，又循岭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领，谨据实为皇上陈之。………其一以毛文龙为前矛，以沈有容为中权，以查国宁（宣府总兵、查国宁督发水兵于觉华）为后劲。一则扬帆皮岛，一则摇橹连云，一则鸣榔于三岔口上下，使舳舻相望，风汛时通。又善结虎酋，假金白复仇之举，声言水攻老寨，陆取新城，奴必狼顾狐疑，不敢出辽阳一步。”然而从袁可立离任后大将张盘战死和孙承宗的柳河之败的结果来看，没有袁可立统筹的辽南布局和水师操控，所谓“觉华兵图四卫之北”的设想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孙承宗的柳河之败发生后，觉华一岛水师未尝一用即覆没于宁远之役而成炮灰，累累牍章多是文人纸上谈兵之言，唯袁可立的“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才是明金交战史上经过验证的辽南大捷。
今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梁云构崇祯四年本《豹陵集·袁环中詹录锦旋序》记载道：”洎大司马（袁可立）建牙渤海，东定汛波，西廓妖党。岛帅借挽输力，数挫奴（清刊本作”逆“）锋，累俘相继而至。“（国内所有版本经清“文字狱”删节后无此内容）。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和约束也是虚实相济的，“公故奇其胆智。”孙承宗也曾说过：“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亦喜；索饷，则信其非虚而亦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豪杰之心。”最终衡量一个高级指挥官智慧的试金石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计较和吹毛求疵，一线战局千变万化，更何况是四百年前没有现代通讯的冷兵器时代。从前后任登莱巡抚的节镇作为对比看，袁可立是明金战争史上的一个善于用人的奇才，可惜此人为官正直，表现欲和权力欲不强，任职太短，时也命也。开疆复土，传捷报功，如流星闪烁，转瞬即逝。
毛文龙虽然在名义上归属登抚节制，但登莱巡抚对东江镇的节制效果在不同阶段却大有不同，毛部作战有很大的自主性。惟第二任巡抚袁可立，亲手创建并做大了东江镇，登莱和东江两镇才在袁可立的运筹帷幄下相互策应配合而形成强大的战力并延续数年，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及其后续之绩也是在袁可立强化东江镇这一基础上取得的。这一时期毛文龙属下的高级将领频繁来往穿梭于登莱和东江间协调策应接受双重领导，反映出毛镇和登抚袁可立的配合和节制是有效而默契的。李民宬《敬亭集》：“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盖军门（袁可立）分付也。李（李惟栋）乃假衔都司，跟梁监军曾到我国者，今属军门（袁可立）标下云。”其中这个李惟栋，此前就是毛文龙手下将领，今又根据需要直接入军门标下。
天启五年春，袁可立离任登莱仅仅半年，缺乏有效调度和策应的大将张盘即战死疆场，接着努尔哈赤高调迁都沈阳，又半年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自此后金军便无视新任督抚悍然打破三年不敢入犯辽西的平衡攻掠关宁，明金军事对峙形势再次因袁可立的离任而急转直下，陷入在自己防区内被动挨打越打越残的败亡轮回。
大兵出海奴酋胆寒
早在袁可立出任登抚之前，就曾建言明廷“出奇兵，以图制胜……宜急敕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会毛文龙、梁之垣等乘虚捣□。“显示了他出征前就已经成竹在胸的用兵方略和海战思维。
天启三年三月，“登莱总兵沈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东林列传卷末·附熹宗原本本纪上》：“（天启三年）三月（初九）丁巳，登莱水兵出海，琉球入贡“从此琉球、朝鲜海运再次打通，明军在东海开启了中国军队国际护航的先河。
“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
后金总兵刘兴祚通书袁可立半个月后，“天啟三年三月丁巳（初九），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登兵出海之期，言：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乃拔其尤者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带家丁旧系辽左健士，臣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报闻。”（《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二）袁可立亲为将士饯行以壮行色，令沈有容率兵出海。这次登莱水师高调出海，全是袁可立操练整备数月的精锐，与东江镇合兵后规模当在一两万人间，盛况空前。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如此高调，其一是为与毛文龙合兵往纵深突袭金、复等地，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暗中配合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反正内应，攻取复州和广宁等辽南腹地，进图光复辽阳。
袁可立上任后注重水师建设，在海上设将驻兵，对于渐次收复的一些沿海岛屿，亦驻兵防守，“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辽东失陷后，曾有大批士兵以及辽东百姓渡海南下聚集在山东，不可避免地与山东本地军民产生矛盾，天启三年初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几乎酿成兵变。因而，袁可立将水师分屯海上，除加强诸岛海防力量之外，亦有缓解登莱地区主、客矛盾之考虑。“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丁卯，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言：“职前后挑兵驾船欲袭金、复等处，俱为飓风阻回。奴酋惧职乘虚捣袭，分遣李永芳等各路设防，仍遣奸细王世杰至皮岛诈降，谋为内应，约以五月举事，为加衔参将唐尧卿发觉，以将世杰枭示正法。见今各兵已两月乏粮，嗷嗷待哺，乞赐兵饷接济。
登莱巡抚袁可立具疏为请，且言各岛守冻淮兵已报，开洋、三山岛未发之众亦已陆续登舟，总兵沈有容统率精锐于三月十二日出海，舳舻相接，奴酋胆寒。但恐粮糈匮乏，兵难用命。乞敕该部及山东布政司将应用钱粮速行给发。上命兵部知之，仍谕海上传报情节虚实不得发抄。”从中可以看出，登莱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战区，连山东省都成了供给登莱战区的后勤基地。
参照孙承宗的觉华水师编制模式，“四船为一舫，二舫为一舶，四舶为一艟，四艟为一营。各有长有将，而游艟备冲突，隶于中权。以水营兼车营之制，水陆可以互用。又广募于江南，驾以习流之卒，而楼船下濑之师具矣。”登莱水师编制未见具体文献记载，或互有出入。
在袁可立任内，登莱、东江统一部署协同作战，从皇城岛和东江两线向北进击开战，使后金在辽南的战争完全陷入了东西两线应战的被动局面，再加上伪军将领刘兴祚被策反，整个汉奸情报系统几尽瘫痪崩溃，连头号汉奸李永芳都受到后金的监视和盘查，敌人完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策反刘爱塔复地四百里
从天启三年（年）二月开始，袁可立令登莱水师高调出海，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的全面布局，对后金呈步步进逼之势，大兵压境震慑南四卫，同时紧锣密鼓暗中策应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的反正归明。
明茅元仪《督师纪略》：“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四卫在三岔河东，实全辽之腹腴，而又近海。辽阳陷，四卫没于虏，广宁陷而全辽失。然自四卫进兵，直逼辽、沈，捣其腹心，视繇河西入纡远旷日，难易相万也。”
”袁可立联络东江，相机进取，为收复四卫做准备，’规取四卫，与毛文龙相应，共济大谋’。此次出兵，登抚筹划约降后金将领刘兴祚，后刘兴祚因事泄而被后金逮捕，受此影响，后金将金州、盖州等地居民尽行迁徙。”袁可立用谋代兵，使明军以逸待劳，不战或少战而收恢复之功，此兵法之上上策。
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袁应泰）以纳降陷城，广宁（王化贞）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可看出这其中刘爱塔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求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刘爱塔选择这个时候向袁可立反正投诚，显然是袁可立就任登莱后的积极备战动作起到了威慑作用。
鉴于辽阳、广宁刚刚因诱降致败，后金一贯施行诈降之计让明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登州总兵沈有容认为纳降刘爱塔风险太大，不能接受。但袁可立却认为这是战略良机，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一计能抵数万甲兵，随甘愿自领风险，“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与此同时袁可立也做好了对方真伪诈降及策反成败两套计划方案，“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对密信的回复都留了后手和反间怨语，一旦密信被敌方故意泄露利用，刘爱塔的投诚泄密内容就成为了袁可立反间对方的利器，毕竟兵不厌诈，这在对方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成与败两种结果都在袁可立“公之本谋”策划之内，毕竟作为一军统帅，需要把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而不是率然意气用事。刘爱塔感于袁可立不顾众人反对而冒险接纳自己的宽仁厚德，激发了他“士为知己者死”的壮志豪情，与固有的爱国热情迸发出强烈的火花，决定于当年七月率军起义归明。
《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四处防剿间，忽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小的与淮营加衔游击毛文俊，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应，计取南卫。”可看出袁可立策应刘兴祚反正的良苦用心和精心布局之痕迹种种。
明朝廷对袁可立的策反计划给予支持，但务求谨慎。兵部尚书董汉儒上言：“奴谋叵测，总该在该镇密侦探防奸宄，若能得彼中真消息，暗结辽人之义勇者为我内应，一举歼奴足称奇绩。若犹未也，或且广屯种以足食，厚抚恤以附众，相机观变，务出万全。”（《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
不久刘爱塔为后金死党中军王丙告密出卖，“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
袁可立莅任登莱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多年的刘爱塔，这一未遂兵变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后金军中的汉人或被杀或被疑，整个后金伪军阵营阵脚自乱遭受重创，连头号汉奸李永芳也一度受到后金的监视和审查，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后金的伪军体系和情报系统被摧毁殆尽。奴”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天启三年五月，驻守抚顺的头号汉奸李永芳就复州辽民起义事件跟努尔哈赤说了自己的看法，引得努尔哈赤大发雷霆，盛怒之下痛斥道：“李永芳，当初在抚顺之时，想你还是一个通达明白之人，所以收留你，还配给你妻子、金银，生下了儿女骨肉。我征战辽东，所战皆捷，明显是得到了上天眷佑。对此，你李永芳不相信。就因为你们这些汉人不信，还自以为明帝长久，我不过是一时得势，导致辽东汉人屡欲谋反，他们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我欲从严查抄，你却一心向明，以欺瞒相谏。是不是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叛逃了，你心始快？是不是看着我将他们查获一个个诛杀，你心始不适？”（《满文老档》文译）
如此骂过还不解气，干脆革去李永芳的总兵官职，又将他的儿子拘捕。虽然后来复其官位，但有意无意间已经疏远了许多。如此种种，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或持二心，或遭杀戮。这都是袁可立反间策反刘兴祚未遂政变的深远意义所在。
袁可立被迫离职以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终于设计离开后金，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只可惜这时已经失去兵权的刘爱塔归顺后并没有受到经手者的重用，引发了后刘爱塔时代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
袁可立离任使刘爱塔诱降计划不能最终充分实施，但袁可立收复辽南的初步预设目标已经达到。
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而老酋曾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和最高的信任，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规格之高无常人可比。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在以后的数百年里使金人恼羞成怒倍感屈辱，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刘兴祚、毛文龙等一概削去不立传。陆时化的一部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竟因为收载“《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现今可见到清朝文字狱后董其昌文集的多个版本也均找不到《节寰袁公行状》和袁可立《弗过堂文集序》的只言片语，可见满人对袁可立的网禁之严。直到清朝光绪十七年，去世近年的袁可立故里明崇祯敕修“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地方官知州王枚借故强行拆毁。足可见中华文明因国运鼎革横遭摧残之一斑，观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暴力颠覆和毁禁之严苛狠毒，以此壮志，国人当自强。
刘爱塔事情败露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虽然可信度不高，还是在此一并提一下。毛承斗《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四处防剿间，忽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小的与淮（或为“潍”）营加衔游击毛文俊，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应，计取南卫。却被山东加衔都司马聪、守备金应魁等，与金州民谋挖民间窖内银钱，因便欲拿贼成功，遂即上岸。别兵不知其情失备，被贼杀死一名，活捉四名，绑解辽阳。奴酋亲审四兵，招出刘爱塔归顺天朝，相约内应，恢复辽阳等情，将四人碎剐。因于六月十三日，差有马达贼九千，将金、复、海三州、永宁监各村屯尽洗无遗。二十四日，洗黄皮寨，被汉人打死达子四十余名。二十五日，奴贼将盖州围住，城内人将城闭住，未知的确。沿途边境，达贼防御救兵甚多等情。“
刘兴祚反正事件按此塘报说法似与王丙告密说版本有出入，作为刘兴祚中军王丙这么有力的证人告密尚且不能令刘兴祚承认，这四个明方兵卒未必就能真取信于奴酋。即使为酷刑所逼，兵卒也未必真有权限获得如此绝密情报，且其言未必为后金所凭信，在现存众多史料中此说是孤证难立的。亦或毛所谓挖民窖银钱说和王丙告密说姑并存，亦或以自己一家之言籍此委责于登镇，而金人怀疑刘爱塔归明信息来源则更倾向于王丙告密而并非所谓几个低等级兵卒的说法。据《孙承宗行状》：“刘爱塔之内附也，辽人王丙为奴守复州，微知其状。爱塔欲间而杀之，丙遂告密于奴。”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及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等几乎所有可见文献均持王丙告密说，从未提及所谓“谋挖民间窖内银钱”一说。况当时袁可立、孙承宗和王在晋及天津巡抚毕自严也各有谍报来源，又有朝廷监军独立消息可前后印证。想毛、沈二帅矛盾有日，赖袁可立强势节制居间调停并力剿虏，毛帅借此塘报雌黄加怨沈帅亦未可知，姑存此说以备资料稽考云。毛文龙在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中就有“无奈西来之将，每见冰解，虏势稍宁，遂则扬帆至鲜，鬼溷一番，……搅我成局，败我事机”之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四亦有“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金、旅之事，权不归臣，致使神奸得以乘间逍遥，泄我机关，败我大事也。伏乞敕下该部将马骢等严加究问，将金、旅地方，仍属臣调度，他人不得混扰”等。后来就有朝官就毛文龙对西兵的扯皮怨言看不过去上奏朝廷，尤其是袁可立去职以后失去节制的东西两镇矛盾更加表面化，两镇不和严重削弱了各自的战斗力。《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丁丑朔壬午，上视朝。兵科左给事中陆文献疏言：……彼毛（文）龙虽锐，其能一旅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许西兵扰乱以坏成局，此其语意大可揣疑。”
从刘兴祚被策反事件直接导致后金军后撤四百里，足可见当时袁可立发起的海上攻势水师规模和声势之大，威震敌胆效果显著。不管后来的清修《明史》怎样回避和删削这段历史，只能造成这段历史的模糊和空白，并不能从根本上让这段辽南战史彻底消亡掉，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明金战争对峙史上正面改变明金战略版图的军事反攻和疆土收复，不谈辽南之战，就无以解释后金在明天启三年间的畏缩不前。
大概是刘兴祚被策反这个战绩过于诱人，导致在袁可立离职后，关于刘兴祚（刘爱塔）被策反一事还有来自袁崇焕和毛文龙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各有差异。毛文龙被杀后，流传下来知名度较高的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袁崇焕版本。
《崇祯长编》：“崇祯二年二月二日，崇焕又言：刘爱塔者，原名兴祚，辽人也。举家为大清兵所得，爱其才，待如子。但爱塔则心在明朝，寝食不忌。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差人通之，事泄，塔几不测，以计得免。崇祯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刘弘基从船上来宁，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认识，以此脱身往东江。崇焕未信，一月，有南来者云塔死矣，又一月，得东江消息，云塔至矣。今弘基见在宁远，镇臣毛文龙奉旨就崇焕议事，崇焕请偕爱塔同来对面商确。帝从之。”
因为这条记载的存在，有人一直说袁崇焕最重视谍报与策反工作，刘兴祚起义通盘都是袁崇焕一手策划。
天启三年五月底，李永芳之子和刘兴祚的族人都已经被抓，到天启三年七月，刘兴祚被降为参将并被监视，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兵权，在军事上的显赫意义已经不复存在，而什么“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毛文龙）差人通之，事泄”之说，与刘兴祚实际事泄时间相差悬殊。再考袁崇焕履历，刘兴祚未遂政变失败一年后的天启四年，也才是个兵备副使，而他当宁前兵备道时已经是刘兴祚未遂政变发生二年后的天启五年以后，此刻的刘兴祚失去兵权，而且正处在金人的严密监控中，不再统御复州大军，很难有机会“欲自拔西来”，而且绕过直接经手的登莱抚臣、道臣和镇臣，而由辽西之袁崇焕“固止之”这段资料是很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的幕僚周文郁在所著的《边事小纪》中记载刘兴祚也是实事求是从登抚袁可立的策反说起，丝毫没有提及袁崇焕所谓的“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的任何内容：“癸亥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从海渡师，彼为内应。其同守为辽人罗万言，亦有内归之心。万言中军有王丙者亦辽人也，为奴甚坚。兴祚恶之，列其罪于奴，将杀之则易自拔。丙遂告兴祚内附，奴心恫疑，乃缚兴祚及其弟与李永芳之子，并王丙面讯之，而尽屠复州之民十余万，杀王丙及兴祚之弟。兴祚虽得免，然奴稍稍疑之矣。”可以看出周文郁的这段记载并没有顾及到袁崇焕的那段自述。
毛文龙版本则更加简单直接，说刘兴祚是响应他的阵前召唤而临时起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毛文龙)于二十六日，亲带各将领等官兵，水陆并进，迳往镇江地方，截其来路。委见逆奴在镇江地方扎营，勒马迎敌，观见旧属刘爱塔在阵，职大呼招之，即带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收带回营。”至于刘兴祚到底是装死从后金统治区九死一生成功出逃还是毛文龙儿戏般的所谓的阵前召唤临时起义，历史早有定论，已毋庸赘言。不过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各自说法，与《明实录》、《国榷》乃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不能相吻合，且两种说法均产生于袁可立离职以后。
不管后来人怎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来演绎这段历史，袁可立策反刘兴祚给后金造成军事重创，大片沦陷区重新收归明朝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乎光杆司令的刘兴祚最终回归明朝，虽然在军事上已无太大意义，但其未遂政变掀起的波澜导致后金在南卫全面退却，复辽之功永载史册。刘兴祚忠于大明、一心履践前约百折不挠回归故国的精神却光照千秋，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而作为老酋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被大明登莱巡抚袁可立以“反间计”策反也成为满清“文字狱”伪史文化永远不愿提及的一段糗事。
附资料: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言：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
奴四月间从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
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三年七月，登莱巡抚袁可立报：三年二月内，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欲反正内应，使金应魁赍送密禀，求登抚（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登抚以因间用间计给与之。沈总兵于（天启三年）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
去讫四月内，贼（见）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疑其攻袭，将金州沿海兵民掣驱复州。及刘爱塔又差张应科通约献城求船接应，大抵言七月来归也。五月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六月续有复州刘爱塔、穆允文并金州生孙应武、王国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乡，高飞等仍通款订期。已会议于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复州，仍令高飞约定爱塔。
不意有复州备御王丙贪暴，爱塔具揭憨怒，将王丙缚去。丙■口首爱塔内应情事，憨发夷兵三万，围复州缚爱塔等，去其复州居民。剿杀不尽者赶往北去，并将永宁、盖二城男妇尽驱北行，南卫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弃之。闻奴已将刘兴仁、王丙斩讫。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36页：“建州将复州总兵刘爱塔使金应奎输款于登莱，请以复州内应。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四月，建人闻舟师集渡海，恐金州被袭，尽收沿海兵民赴复州。五月，爱塔复使人期以六月己卯二十夜取复州。爱塔部将备御王丙贪暴，爱塔揭之，敌缚丙去。丙因发爱塔内应事，建人发兵三万围复州，执爱塔去，屠复州，空其城。并驱永宁、盖州人民北去，弃南卫膏腴地四百里。”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虏）之所使防守四卫者，多中国叛将。有刘□□（按《三朝辽事实录》补为“爱塔”）者，令心腹金应魁约降，镇臣沈难之。公曰：‘此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予加衔札付，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怼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祻。后□□果以复州王丙露泄其事，为□（虏）缚去。且诛戮数将，拆毁□□（金、复）诸城，尽撤海上之□，旅顺孤悬乃为我有。而中国叛将为□（虏）羽翼者，皆上下携二，公之本谋也。”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奴多用中国叛将防守四卫，而公（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王铎《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叛将刘爱塔遣金应魁来降，大将沈有难色。公（袁可立）授之官谍，谍中佯为怼词，若泄之。后复州王丙泄爱塔事，僇及数将，毁金复不城。”
睢州志·名臣·袁可立传
清康熙三十二年《睢州志·袁可立传》：“有判将刘爱塔者，令心腹来约降，沈大将军难之。可立曰：“彼诚伪虽未谂，然正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憝之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后爱塔果以复州王丙泄其事被戮。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收复旅顺
每隔几百年，历史总会有惊人相似的轮回和巧合。明洪武四年（年），元朝残余势力即后金人的祖先在辽东猖獗为患，朱元璋命马云、叶旺为定辽都指挥使，总领辽东诸路卫军征服金州、复州和盖州等地。和今天袁可立的天启明军行军路线几乎一样，洪武明军也是从山东出发，渡海到“狮子口”登陆，因旅途一帆风顺，而取“旅途平顺”之意，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即今之旅顺。按《全辽志》：“旅顺南北二城，在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俱临海。”“旅顺口的战略位置南接登莱，西卫京津门户，东可联朝鲜，北防南下扼控“后金”。攻占旅顺口，就可以解除后金大军入关征服中原的后顾之忧。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旅顺岛是明与后金两方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同月二十一日攻陷辽阳，海州、盖州，旅顺口等地望风而下。同年七月，毛文龙攻克镇江，使镇江和旅顺沿线海岛连成一片。后金发大兵反攻，镇江、旅顺再失，毛文龙避走朝鲜。“毛文龙初得旅顺，直金州之尾，为四卫南口，而奴已震动矣。文龙不能守旅顺，遂栖弥串岛”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啟三年六月（初四）癸亥，兵部覆……海上舟师固为牵制亦备捣，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衞，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当先事而筹，相机而发。若奴空国而出，便逼其巢使彼腹背受敌，前后瞻顾，就中必有窾隙可乘。”
“不守金则无以夺海之利而制奴，不据盖据旅顺，则无以守金。我据盖据旅顺以守金，则登、莱可通，辽西可合，东江亦呼吸相应，而奴势日蹙。”
《明熹宗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初六），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言三方布置昔以广宁为正，登津为奇，今则山海宜守，登津较量则津兵当以应援山海，而登莱峙联旅顺，密迩镇鲜，且各岛联络其中。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查得庙岛、鼍矶岛、皇城岛为登莱之门户，兵将船只之设谅登莱抚臣（袁可立）自有成算，毋容臣赘。惟是旅顺之险为奴所据，我舟径来不便。”这段记载说明在袁可立登莱水师发兵之前，旅顺仍为后金占领，是袁可立天启三年三月水师出海后两镇策应配合收复的。
“当时南四卫已被后金控制，与登莱隔海相望的要地旅顺也被后金攻占，袁可立认为‘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而要发挥登莱策应山海关的作用，须夺回旅顺，其在登莱防务得到增强之后，便出兵北上，欲复旅顺‘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发登莱大兵出海，与毛文龙部联动策应，一路收复皇城、旅顺、广鹿、平山等岛，其中位置最险要者就是旅顺。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从数月训练的水师营中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命总兵沈有容率领先于旅顺登陆，又令副将李性忠率领数千辽东精兵相机攻取广鹿、平山等岛，以打通接应毛文龙的海上通道。并命毛文龙从东江同时出兵向西挺进与沈有容部会合形成更大的声势对后金形成合围包剿之势。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二:“天啟三年三月（十三日）癸卯，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言：五议防护，闻贼多驾漕船在海潜伏，恐其知我鲜运之行，纠众要截。目今登莱总兵沉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是当时明廷对后金过度恐惧后为保卫京师而采取的一种战略布局，但实际上袁可立的登莱军已经承担了收复辽南主战场的独立先锋，尽管和关宁相比显得兵微将少且粮饷不足。
“天启三年（年）夏季，努尔哈赤欲率兵西进，害怕毛文龙从后边追杀，于是，分一支兵力与毛文龙对抗，以图声东击西。“……毛文龙得知消息后于（天启三年）六月十八日派遣军队从四个地方进军攻打后金军：“其千家庄进兵，则令游击朱家龙、任大镇、杨模等；其凤凰城进兵，则令游击王辅、王承鸾、郑继魁等；其昌城进兵，则令游击曲承恩等；其满浦进兵，则令参将易承恩、都司林茂春等。又命大将张盘，率领部队从麻洋岛登岸，伺机进取金州、旅顺一带。……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该部岛兵，并带壮丁三十余队，攻打金州，一举而下。……随后，东江军又成功收复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战略基地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辽南数百里土地，又归回明朝。毛文龙对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成功收复，使得明朝在辽东战场开辟了新局面。将登莱、旅顺、皮岛连为一体，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使明朝在辽东的二千里海域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
袁可立任职期间，辽南战争是以登州为大本营，以金州和旅顺为近端据点，以东江为远端支点，后金则以沈阳和辽阳为基地和明方对阵，双方冲突不断，在旅顺、金州、复州和永宁之间展开长时间反复争夺战，明军在南卫逐步取得了控制权。
“登抚筹划约降后金将领刘兴祚，后刘兴祚因事泄而被后金逮捕，受此影响，后金将金州、盖州等地居民尽行迁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经此一变，袁可立趁机收复战略要地旅顺，‘海上之旅顺孤悬，乃为我有’。旅顺收复后，明朝拥有了一处反攻辽南半岛的战略跳板，亦标志着登莱与东江海上防线得以联通，实现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收复旅顺后登抚袁可立进一步以旅顺为界点划分了登莱与东江的防区，其以登莱镇为收复辽南半岛的主力，东江则主要负责策应与牵制，亦即海上之师以登莱为正兵、东江为奇兵……’。至此，登莱海上防线得以建立。”由旅顺向东到皮岛之间形成了一道抗击后金的海上走廊，成为向北推进防线的海上长城。不过毛文龙也曾经向朝廷提出过将金州、旅顺近海要地划归东江势力范围的想法，不过袁可立以金、旅近海，以登镇沈有容分属更有利于防守和掌控。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四：“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金、旅之事，权不归臣……伏乞敕下该部将马骢等严加究问，将金、旅地方，仍属臣调度。”
袁可立发大兵收复旅顺，使后金在辽南遭受重大军事损失。企图重新夺回旅顺，也便成为了后金最急切的军事目标。
天启四年（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冰可当舟之机，以万余骑绕袭旅顺。袁可立早已据谍情待敌而动，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明军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旅顺以西，则去平岛最远，恐东镇鞭长难及也。今拟严正中等兵住旅顺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沈有容则率水师机动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祭旗，后金大败而逃。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本年（天启四年/年）正月初三日，贼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我兵奋击，贼不能下，遣一使来招降，盘即斩之以殉，守御火药炮石将尽，盘设伏南北两山夹攻之，奴兵大败而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一系列的对阵结果使后金在袁可立的军事部署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和万般无奈，袁可立对自己而言就是战神般的存在，“躺平”是保存实力的明智选择，于是有了后金三年不敢窥视辽西的佳境，天启帝无东顾之忧。
收复金州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策反刘兴祚反正归明的未遂兵变因王丙告密而猝发，金人一边疯狂屠戮百姓一边大举后撤，袁可立令沈有容和毛文龙两镇兵马多路发动，奇兵出袭。明军收复旅顺后，便开始了对金州的筹划。但金州孤悬海外，明军兵力单弱，攻而难守。
袁可立选水军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卒，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后金在袁可立明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全线退却，主力撤出金州城而不敢固守。“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至是屠复州民十余万，虚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盖以东，奴不复至，辽人亦不复耕，赭地数百里。”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三十九：“天启三年十月辛酉（四日）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之死，遣张盘潜师夜起遂复金州，今欲据金州以图三卫。……
总兵沈有容塘报：三月内统兵出海，已见奴贼毁弃金州不守，又报六月内有张盘风飘至麻洋岛，（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夜三更）船坏寄居。又报九月初二日奴贼知金州有人，遣人将在城兵二百掩杀殆尽。张盘向住麻洋，奴肆焚烧而毁其城垛城角以去。塘报互异，上谕兵部著该抚查明。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刘爱塔事洩而金州空，沈有容有登兵势寡四不可守之议，（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夜三更）而张盘毅然入而据之，此毛文龙所以有金州已复之报也。（天启三年九月初二日）奴酋闻金州有人，率众以至，张盘（从金州）退居麻洋岛，此沈有容所以有九月初二之报也，此金州复与不复之实也。”
两个月后，后金率众逼张盘退到旅顺。总兵沈有容上言道：“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但明军孤军远袭，此为辽东全面失陷以来后金首次弃守金州，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使后金退出金、旅膏腴之地，前沿要地成为敌与我所共有敌人觊觎我来使用之势。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六月中，奴以刘爱塔之故将金、复等处辽民尽行杀戮，逃难人民甚多。守备程鸿鸣等带领船只俱往青山嘴接渡。盘招抚遗民，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口，并无尺布遮身，挑选壮丁，列有三十五队。因哨探金州城内有达贼五六百余守城，亦有鸟枪火炮等器，再探的确。于七月初二日，统领该部岛兵，并带壮兵三十余队，以及老幼辽民助张声势，黑夜上岸，昼伏夜行，于（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凌晨三更时分齐至金州南门城下，各举火把一齐呐喊放炮，军声震天，贼从北门逃出。天明进城，安抚居民毕，又于南城丁家寨搜粮，得谷二三千石，当时给散各兵。前后共得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黄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因带领兵丁住扎金州城地。但船只少，力量薄，火药少，粮食寡。申报毛镇，乞奏请劄付银牌等项，大发兵将协守金州等情。
毛文龙塘报云：看得金州地方广润，田土肥饶，城高且坚，又临海畔洵，恢复四卫之首地。今张盘率所部之岛民，统新编之顺卒，能用计以取卫也。人有胆而矢心守此金城，实恢复四卫之首功。况金州至南旅顺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芦，既得以扼要，则西南之奴岛，正南之旅顺口，东之三牛坝，皆为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粮，招抚屯种，即登解船只往来，都有停泊处所，兼无大洋之患，东可图复、盖二卫，西可通广宁等处，是进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间招叛，图取金、复，全为此着。唯是无险可据，不敢尝试。”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六卷·毛帅东江》：“（天启三年）六月中，敌以刘爱塔之故，将金复诸州民屠戮殆尽，逃难人民甚多。守备张盘，程鸿鸣等具舟船至青山嘴渡之，盘招抚辽民男妇老幼以四千计，多无尺布掩体。于是挑丁壮，列有三十五队，因哨探金州城内建州兵只五六百，遂率岛兵以及老幼辽民助长声势，昼伏夜行，齐至金州南城门下兴火，军声振天，建州兵惊溃出北门遁去，盘进城安抚居民，遂复金州。”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36页：“麻洋岛守备张盘同守备程鸿鸣以舟师出青山嘴渡。金、复遗民四千人俱裸体不蔽形，盘简壮丁千余为兵，令刺探岛上。金州距海，城高池深土肥饶。南至旅顺口百十里，形如壶卢。城南二十里两崖距海，中横山脊，阔仅百步，筑关守之，屯船聚粮可耕可守，进图盖、复，西通广宁，为登津门户。”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五十六：“天启五年二月（庚辰朔）庚子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言：……欲为堂堂之阵必从金、复济师譬之攻虏者。繇关门则击其头，爪牙之利，曷可轻犯？繇镇江则击其尾，乘机斗捷，未必能制其死命。繇金、复则攻其胁，目不及瞬力不及施，可使之一举而毙。张盘以流民数百袭取金州而据之，但孤悬单弱势难自全，不可不厚集兵力。盖金州、复州、盖州唇齿相倚，得如张盘者率兵屯守互为犄角，可以东应毛帅西接关门，通率然之势，舟师粮运可以径抵盖套，逻卒游骑可以直逼辽阳。三岔以西便为内地，奴酋胁肋间处处设防，步步顾盻，然后令毛文龙会合丽兵一沿江而上攻其老寨，一繇永奠直走叆阳。关上大兵临河，而誓与复、盖锐师相应，声实并用奇正互生，奴欲战则乘其所乏，欲守则攻其必救，我虽分而实合，奴虽合而不得不分，此恢复万全之策而必胜之谋也。”
后金对沦陷区内人民杀掠之惨令人发指，完全类似于上世纪日军对南京军民之屠城，其残暴程度不亚于近代的德、日法西斯之徒，这也是袁可立明军战胜后金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是有清以来修史者刻意回避掩饰之处，完全和近现代一些所谓清史专家笔下所谓“天兵”的形象不能相符。
由此可见，袁可立收复辽南发起的攻势虽猛，导致后金全面收缩北撤，但登莱兵少粮乏一直是其弱项，致使不能对后金全方位用兵。且又有大量逃难辽民需要接济消耗，登莱抚军之劳并不轻松，有些新收复之地因兵势寡弱而不能固守，得而复失，沦为敌与我共有的游击战区也时有发生，反复争夺拉锯成为常态，但明军进攻并大面积占有辽南之地迫使后金退缩至海州以北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平衡。
火烧敌营秋获
明天启三年六月，袁可立以“反间计”策反了老酋姻婿刘爱塔，发动了令其丢失南三卫的未遂政变，下半年又在复州、盖州和永宁以东焚烧了后金掠夺大明广袤土地上已经收割的粮食作物，加剧了后金占领区的物资困乏，进一步从物质层面上收紧强化了对后金的围堵包围圈，自此袁可立军和后金政权仇恨加深。
天启三年九月，后金军深入南卫，驻守复州的李永芳部四面出击以暴力掳掠百姓，到金、复等地抢收秋粮。袁可立羽书飞递，利用明军和辽民对后金毁家灭族的血海深仇，攻其不意，昼伏夜出，奇兵出袭。檄令沈有容于复州羊官堡松山台一带设伏夜战，以火箭射焚敌人堆积如山的粮食秋禾，后金兵积两月抢掠成果为之一空，夜火冲天，喊杀声震野，人马死伤累累，辎重火器丢失无算。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虏）虽徙幕，当秋成熟，犹率众至□□（按《节寰袁公墓志铭》为“南卫”）收获。公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天启三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葬墓志铭》：“（天启三年九月）迨秋，奴复至南卫收获，大肆侵略。公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天启三年九月）秋兵来获，公命夜火箭于松山（推测为复州杨官堡11座烽火台之松山台，位于今瓦房店市仙浴湾镇西南丁家村羊官堡屯一带，应为袁可立军设伏后金的一个用兵点）诸处，焮其积，得首功三十二，牛马倍焉。……至今秋秩贡不替，公抚东三季，所羡银一万二千两。请告，凡七上，乃得归。”
毛文龙部也从东路一线全面出击。据《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看得奴酋出没无常，秋高马壮，思欲一逞，故分贼以防东江，又恐四卫内应，适刘爱塔之机一发，尽为屠戳。推其心，并力西向，未可知也。
职因四面出奇以蹑其后，从昌城过满浦以捣其巢。又差官收南四卫残破军人，令其虚声响应。此时奴虽狡诈，必四顾狼狈矣。且杀戳太惨，人心已失，徒有空城，野无耕作，以至石米升金，岂堪坐食。或者天厌其虐，致夸颠例□费，失镇将还，以释圣天子东顾之忧，阁部大臣蒿目之虑耶！”
袁可立用兵多谋，夜战有赤壁焚曹军之巧，反间用蒋干中计之谋，后金军与袁军对垒每战多败，闻之胆寒，后退蜷伏，三年间不敢跨辽西一步。
秋后反扑复、永大战
袁可立曾上言朝廷“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
夜焚火烧后金军之后，满人军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羞辱，复仇之心日益强烈。天启三年十月初五，后金主力李永芳部再次窜至辽南大肆来犯，进行反扑报复。
明袁可立军收复辽南面积范围示意图（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总兵沈有容和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金州南关和复州城外大山间两路设伏，夜三更再以火袭城，以火箭射焚敌营秋禾，火光四起，敌营再次陷入火海，“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本《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袁可立）以分塞上健儿，介而驰之。胡骑多辟易去。……先生夙有小范胷中，而握奇、六花久谙之，调鹤坐隐，时星驰至垒，恍光弼之按子仪军也。长城克壮，更呼吸岛帅，驶千帆继其糒，因以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奴戒所部曰：‘夷吾入矣，其无以左足为！’先生数授策海外，出奇兵躝奴，俘累累上。”
明陈继儒《陈眉公文集·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节抚登莱……，议收辽左之残兵，汛扫邹藤之妖党。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守金州都司张盘探得复州奴贼摽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领兵袭之，奴众奔窜，永宁等堡俱下。奴愤，益众来攻，盘领兵伏于山间，俟其入城（复州？）。栖息已定，复兵围之，斩获无数，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兵少粮乏，不敢回复州，遂移兵至旅顺三山海口，偶有风损南船，得浥烂豆米一千余石，赖以存活。”
四库全书·倪文贞公文集·袁节寰大司马像赞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天启三年？）四月？，建州兵攻旅顺堡，都司张盘大创之。先是，盘守金州，侦知建人抢掠淫恣，于二年（注：应为天启三年）十月初五领兵袭之，建州兵奔窜，永宁等堡俱下。
建州愤，益众来攻盘，以众寡难敌，预（？）领兵出城，伏于山间，俟其（建州兵）入（复州）城。栖息已定，伏兵围之，炮声（？）刀斫，斩获无数，……兵民赖以存活。“
天启四年二月《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三：“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卑职业于去年（天启三年）七、九月等月内，克取金、复二州，遂着张盘出没其间，进则为前茅，守则为主将，任其分隶望海、红嘴等堡。复令都司郑继魁于旅顺、三山等口，遥张声势。又令广鹿游击沈世魁统舡接济，作为后劲。如参将刘可绅据守石城岛对冲岫岩海口，以窥海、盖二城。又令长山岛守备吴期祖进则迭为主客，守则臂指相联。如都司林茂春据守鹿岛，其西江、旋城等处海口，时得蹂躏其居民，有依皮岛、獐子岛大兵负嵎之势，直视辽阳。”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天启三年）十月，（虏）果驮载□□□□（按《袁公墓志铭》应为“火炮”），分兵两路（张盘领一路，《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守金州都司张盘探得复州奴贼摽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领兵袭之……）袭我，而诸将（沈有容、张盘等）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虏）遂移营遁去。“
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奴忿甚，于秋杪（天启三年十月）载火炮，分兵二道以图报复。而公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虏为夺气，东人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作者司马书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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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二十一:天启二年四月乙亥，升光禄寺少卿李邦华、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山东左布政使李从心、山西右布政使佘自强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邦华巡抚天津，可立巡抚登莱，从心巡抚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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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年:是年四月，上念公劳苦边事，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施润章.登州府志.山东登州:登州府,清顺治十七年.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世人喜掩耳窃铃，而耳竟不可掩也。沈将军强为公家出，便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无藉人言。为释负计，兄顷言其病也。然乎，以大将军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以展错为酌计，海上诸兵如淮远之兵，俱可授之立图大计，其一切舟楫器械有无多寡，敢烦兴综料。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年.
朱由校.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命.北京:翰林院,年:“制曰：……尔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张岱.石匮书后集.北京:中华书局,年:女真乘其无备，以纊骑四万袭之，镇江复陷，文龙走朝鲜。壬戌三月，兵部议‘毛文龙寄身海岛，如有应援，可出其不意，潜师捣虚。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熹宗实录卷之二十三天启二年六月（初三）丁卯铸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天启二年六月初四日戊辰，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
梁云构.豹陵集.金陵:梁云构,崇祯四年（）:《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长城克壮，更呼吸岛帅，驶千帆继其糒。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每出奇兵，馘俘累累。先生封之，京观岳如也。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去□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戊辰，第页)：“天启元年十月戊辰朔孟冬享……○兵部言登抚陶朗先初索兵十万，顷移咨约用饷三四百万，似不能应，业以山东添兵五万尽付登莱，又发帑金十万两，仍留本省加派银四十万，不足再议那动京边，此外更无点金之术，从之。”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上·逮狱侯訉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4册，第51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谷景阳.重请威海卫印记.:谷景阳,明:：“卫治极山东之东，三面环海，一城负山，形胜险要甲于天下，盖海防一重地也”。威海之名从此始兴。威海即由此而来。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8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第70页。。
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10、11页。
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第1页
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第17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年:《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第71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第73页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三朝辽事实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册，第页
董其昌.吴越所见书画录·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卷5，第页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页》“大学士孙承宗题称：关城有两总兵可当大敌，而抚臣阎鸣泰与臣周旋久矣，其才允堪大任。此时臣宜向登、莱召大兵宣扬声势，盖贼来当在冰坚之日，而回在冰泮之时，冰泮则必惧臣之到。而臣已留沈有容，着拣选水兵。更移令天津抚臣李邦华，登莱抚臣袁可立各多备水陆诸兵，又檄招练道刘国缙备辽兵四千悉心掺练，备臣来春之用。…兵部议覆孙承宗本，奉圣旨：关事倚重辅臣，朕知道了。仍听酌量行海防事宜，着天津（李邦华）、登抚（袁可立）镇官用心料理，听辅臣调度，尔每即行文与他。”江苏: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台湾……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江苏国学图书馆,年:《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壬戌七月至八月止》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国榷·卷八十六》/《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疏》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江苏国学图书馆,年
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山中闻见录》36页：“建州将复州总兵刘爱塔使金应奎输款于登莱，请以复州内应。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丙因发爱塔内应事，建人发兵三万围复州，执爱塔去，屠复州，空其城。并驱永宁、盖州人民北去，弃南卫膏腴地四百里。”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高攀龙.《高子遗书·答袁节寰中丞上》.无锡:陈龙正、高世泰,崇祯五年（）:“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太平之涂辙，非艰危之行径。须是廓而大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博而收选，择而使又何害乎？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时虏尽有南卫，布帆草筏，常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公于皇城岛请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而虏遂远徙，乌鰂之帆不复逍遥海上矣。”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南卫既失，敌复狙兵旅顺、长山，以距我海上皇城岛，登莱吭也。去□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弘华文/洪翼汉.燕行录全编/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年:阁在城东角丹崖上。崖下潴为大池。内呑疏渠。外引远潮。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启三年六月（初四）癸亥条。见。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梁云构.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节寰袁公行状》：毛文龙者，公故奇其胆智。
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癸亥朝天录.广西:广西师大出版社,年
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第-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陈鼎.东林列传.北京:中国书店,年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至是屠复州民十余万，虚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盖以东，奴不复至，辽人亦不复耕，赭地数百里。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县:睢阳尚书袁氏家族,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军事历史研究.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年: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明鹿继善、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督师纪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版社,年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李民宬.癸亥朝天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年:《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第71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明熹宗实录》
程正性.睢州志.河南睢州:程正性,清康熙:“有判将刘爱塔者，令心腹来约降，沈大将军难之。可立曰：“彼诚伪虽未谂，然正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憝之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后爱塔果以复州王丙泄其事被戮。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末:《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兵部尚书董汉儒上言，奴谋叵测，总该在该镇密侦探防奸宄，若能得彼中真消息，暗结辽人之义勇者为我内应，一举歼奴足称奇绩。若犹未也，或且广屯种以足食，厚抚恤以附众，相机观变，务出万全。不然实著既疎，虚声未可长恃也，愿抚臣（袁可立）与该镇（毛文龙、袁可立）熟思之，”上从部议。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三年七月，登莱巡抚袁可立报：三年二月内，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欲反正内应，使金应魁赍送密禀，求登抚（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登抚以因间用间计给与之。……丙■口首爱塔内应情事，憨发夷兵三万，围复州缚爱塔等，去其复州居民。剿杀不尽者赶往北去，并将永宁盖二城男妇尽驱北行，南卫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弃之。闻奴已将刘兴仁、王丙斩，讫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谢志伟.袁可立：有胆有识有奇谋.福建:福建通讯杂志社,年: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0[引用日期-06-14]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身在金营心在明”，天启三年（年）二月，刘爱塔发密信给明朝登莱总兵沈有容，……在纳受刘爱塔之降和明确优待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好两手准备，“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刘爱塔感于袁可立的宽待，决定当年七月率兵起义。尽管由于叛徒告密，投诚计划最终失败，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元年逃离后金政权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在明金（清）战争史上，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这一明朝在辽东实施最成功的间谍战，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使“（明朝）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对努尔哈赤亦是沉重打击。
徐健顺.中国正史观.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年:《中国正史观》：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满清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
陈良武.东南学术杂志.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年:《东南学术杂志》：在黄道周为传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主张抗清或甚至直接参与抗清斗争的人物，后因为满清忌讳，他们的事迹及相关史实《明史》或不采入，或极其简略。黄道周此类文章恰好可以弥补《明史》之阙，为今天保存了大量晚明和南明的研究史料。如果将黄道周的这类传记文章连缀起来，就可以为后人展现晚明时期一幅幅壮烈的历史场景。例如，袁可立为晚明重要大臣，但《明史》并未为其作传。黄道周以自觉的史官意识著《节寰袁公传》，以存其事迹，表彰其忠节。文章内容翔实可考，记述生动传神，其中“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数语，从侧面赞扬了袁可立在魏阉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之际持正守节，敢于斗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捧读文章，会油然而生“才节并见，斯为有立”之感。因此，这篇传记确能对清人修撰之《明史》有纠偏补阙之功，是明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
颜晓军.董其昌与袁氏父子的交往.浙江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史论系,年:“……袁可立去世后，他的《行状》系董其昌所写，现存于陆时化怀烟阁本《吴越所见书画录》；孔贞运撰写、王铎书丹《墓志铭》；王铎为他写了《神道碑》；黄道周撰写了《节寰袁公传》；陈继儒则有《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牵涉满清忌讳，故《明史》修撰之时未给袁可立立传，因而造成了他有些生平资料的模糊与混淆。”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年:《澄斋日记》9。
河南通志馆.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河南开封/河南:河南通志馆/大象出版社,民国二十二年/年，见本注释。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年:《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丁丑朔壬午上视朝兵科左给事中陆文献疏言：……彼毛（文）龙虽锐，其能一旅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许西兵扰乱以坏成局，此其语意大可揣疑。”
郑振铎/周文郁.玄览室丛书续集/边事小纪.民国三十六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江苏国学图书馆,年
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山中闻见录》36页
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节寰袁公行状》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王铎.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年
马世英、陈应辅.睢州志.河南睢州:河南睢州,清康熙三十二年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啟三年六月（初四）癸亥，兵部覆督师枢辅孙承宗疏，……海上舟师固为牵制亦备捣，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衞，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见.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公以为不守金则无以夺海之利而制奴，不据盖据旅顺，则无以守金。我据盖据旅顺以守金，则登、莱可通，辽西可合，东江亦呼吸相应，而奴势日蹙。……公初建议四卫，其后归重于复、盖，以为恢复之要领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见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年:《“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第71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年:《军事历史研究》年第一期第71页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疏》.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国榷·卷八十六》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天启四年甲子正月丙寅初三，建人以玩骑攻旅顺堡，张盘拒守，不能拔。遣使招盘，盘斩其使，火药将尽，盘开堡伏出两山间，建人入堡，伏起夹击之，大败而去。”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北京:中华书局,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至是（天启四年正月初三）建州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我兵奋击，建骑不能下，遣使招降，盘即斩以殉，于是围益急，盘设伏南北两山夹攻，建州兵大败而去。”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三年十月初四日辛酉”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江苏国学图书馆,年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天启三年八月初二日塘报.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年:天启三年八月初二日塘报》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傅氏长恩阁钞本,清光绪三年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家族,年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年。
梁云构.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陈继儒.陈眉公文集·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上海:上海中央书店,年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北京:中华书局,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年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家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