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东 口述赵解放 整理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作为四明山革命老区的红色传人，更加缅怀我的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方金尧。
我的父亲年8月出生于鹿亭乡（原晓云乡）门石村（现并入上庄村）。他原是贫苦农民，年在当地活动的余姚政工队四区队（中共组织领导和掌握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有了抗日救亡的思想。年3月参加了朱之光、黄连等同志组织领导的“茶农请愿运动”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山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此坚定走上革命的道路。
年冬，父亲在黄连和褚克才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地下斗争。年与年之间，为了斗争需要，经组织批准，父亲出任门石村保长。父亲表面上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效力，实际上我家是共产党地下据点，也是宁波、鄞江、中村、上庄通往四明山、梁弄的地下交通站，先后接待过陈布衣、黄连、褚克才、黄长富、洪非（虞鸣非）、金高伟、朱小英、陈苇等革命同志，有的会议就选在我家秘密召开。每次开会，照例由我母亲龚银花（三五支队称阿尧嫂）外出放哨，她十分警觉地隐蔽在路坎边，一有可疑情况便装“嚄嚄嚄”狗叫或“喵喵喵”猫叫，父亲一接到“暗号”，立即进屋报告，并掩护同志们火速向后山转移。
年9月中旬，黄连与黄长富两位同志受朱之光指示去四明山椽湾岗执行任务，因叛徒告密，遭敌人伏击，黄连同志撤退时腿部中弹负伤，由地下党员方中良抬着来我家养伤。医院，更没有药品，靠大家挖草药医治。养了一个月伤，黄连同志担心我父亲身份暴露，也防止被不断上山搜查的敌人发现，提议转移到上庄山头，搭建一个草棚继续养伤。父亲隔三差五向黄连同志送药送食物，报告敌人动态。解放后，黄连同志在他的《我与四明山人民共命运》这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这次脱险养伤的经过：“……晚上中良带了龚土根、龚余仁把我从山上抬下来，先到茶山，再到门石地下党员方金尧家里养伤。那时形势十分险恶，但群众为了保护我，什么危险都不怕，宁愿自己担风险。”龚土根、龚余仁两人是我的亲娘舅。黄长富同志的《忆烽火岁月与黄连同志相处的日子》里，也提到来我家时的凶险经过：“……我冲出敌人包围后……又饥又渴，到晚上天黑时，我走出茶场，到地下党员、保长阿尧家去，这茶场就是阿尧家后门的山上……我刚走到阿尧家后门，阿尧的妻子正在灶头烧菜，我走进灶间，看见阿尧正捧着空碗从堂前走到灶间来。我喊了一声‘阿尧’。阿尧见我出现，立即向我摇摇头，又指指堂前，嘴巴模仿吃饭的样子，暗示敌人在堂前吃饭。……我立即退了出去，回到山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估计敌人吃完饭走了，又来到阿尧家……”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干革命，随时都会掉脑袋，但父亲一心跟着共产党，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他凭借着“保长”的“特殊”身份，为三五支队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照料伤员。有时接到三五支队缺盐少药的信息，父亲斫了毛竹，或挑了毛笋、茶叶，翻山越岭去鄞县樟村卖了换成盐和药品悄悄送去。我们家曾有一个专门送情报的“秘桶”，是父亲特意交代他做木匠的堂弟方友乾特别制作的双层木桶，桶底隔板下的空档放置重要文件，过岗哨和检查点时多次骗过敌人的搜查。
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我两个叔叔同时参加了三五支队。二叔方水成执行任务时牺牲，小叔方成水在山村张贴革命标语时被捕，严刑拷打后宁死不屈，遭敌人残忍杀害。堂叔方金法、方通法以及小娘舅龚孝惠等众多亲属先后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随军北撤，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家探亲。
年5月23日余姚解放，父亲的直线领导洪非同志因工作调动，未将地下党员名单交出，父亲暂与组织失去联系。年至年土改时，有个别不明真相的群众检举我父亲曾充当过国民党“保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父亲有口难辨，被判处五年徒刑。在入狱三年里，父亲坚信清白，坚持向组织申诉，后经时任中共宁波地委组织部长陈布衣同志有力证明，父亲才被无罪释放。年10月28日余姚县委特作出《关于恢复方金尧同志党籍的决定》。
出狱后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参加党安排的各种工作，年大公社期间担任木炭营营长，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斗，劳动改造。年后，父亲因年龄问题担任了几年村党支部副书记。年以后，父亲以老革命、老党员身份受邀参加了余姚县第五次党代会，并出席余姚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等活动。连我这个红色传人，也有幸受到过谭启龙、薛驹、李泽民等省委领导同志亲切接见。
父亲晚年时，因“土改”时候入狱，“文革”期间劳改，很多邻居和亲友建议他向组织和当地政府提补偿要求，但父亲不为所动，他坚决认为共产党员只能向党要任务，不能向党要好处，他说当年有多少人为了党、为了革命，连命都牺牲了，我们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年9月3日父亲去逝。作为父亲的后人，我觉得对他最好的缅怀和纪念，便是牢记他生前对我们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导，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本文来源：余姚日报
